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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-T 细胞疗法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带来了重要突破,但传统CAR-T仍面临制备流程复杂、生产周期较长、治疗成本较高以及患者适用性受限等挑战。
随着基因递送、脂质纳米颗粒(LNP)及工程化病毒载体技术的发展,一种新的细胞治疗开发策略正受到广泛关注——in vivo CAR-T,即体内 CAR-T 细胞生成技术。
与传统CAR-T在体外完成 T 细胞采集、基因改造和扩增不同,in vivo CAR-T 旨在将编码嵌合抗原受体(CAR)的遗传物质直接递送至患者体内的目标免疫细胞,使其在体内获得特定抗原识别能力。[1]从递送效率到抗肿瘤活性,从免疫细胞重编程到长期安全性,如何建立可靠的临床前证据链,正成为推动这一技术向临床转化的重要环节。
传统 CAR-T 疗法通常需要采集患者自身的 T 细胞,在体外进行基因改造和细胞扩增,再将制备好的 CAR-T 细胞回输患者体内。这一流程涉及多个制备环节,对生产能力、制备周期及细胞质量均提出了要求。
In Vivo CAR-T 则尝试改变这一研发路径:通过病毒载体或靶向非病毒递送系统,将编码 CAR 的遗传物质直接递送至体内目标 T 细胞,使其获得识别并攻击靶细胞的能力。

体外与体内CAR-T 细胞疗法对比[2]
In Vivo CAR-T 的研发目标之一,就是探索能否通过直接在体内生成 CAR-T 细胞,简化部分传统制造流程,并扩大细胞治疗的潜在可及性。
In Vivo CAR-T 的核心是将 CAR 编码载荷递送至目标免疫细胞,使其在体内表达 CAR,并获得识别特定肿瘤抗原或其他疾病相关抗原的能力。
其基本过程可概括为:
靶向递送 → 目标细胞摄取载荷 → CAR 表达 → 免疫细胞激活 → 靶细胞识别与清除。
这一过程看似直接,但每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治疗效果。例如,载荷能否有效进入目标 T 细胞、CAR 能否达到足够的表达水平、生成的细胞是否具备有效杀伤功能,以及表达持续时间是否符合治疗需求,都需要系统验证。
因此,检测到载荷进入细胞或观察到 CAR 表达,只能说明技术路径中的部分环节取得进展,并不能单独证明已经实现有效的体内细胞治疗。
目前,in vivo CAR-T 正在探索多种递送策略,主要包括病毒载体和非病毒递送平台。
工程化病毒载体可用于递送 CAR 编码遗传物质。不同载体在目标细胞转导能力、表达持续时间、免疫原性及基因组整合风险等方面存在差异,需要结合具体设计进行评价。
LNP 可用于递送 mRNA 等核酸载荷。部分研究通过在颗粒表面引入靶向配体,尝试提高目标免疫细胞的递送效率。对于 mRNA 递送而言,表达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,这可能有利于研究者探索可控的表达窗口,但也意味着需要综合评估表达强度、持续时间和给药频率。
除 LNP 外,研究者也在探索其他核酸递送和基因工程策略。不同平台在载荷形式、细胞靶向能力、表达可控性和重复给药潜力方面各有特点。[3]
需要强调的是,目前不存在适用于所有 in vivo CAR-T 项目的单一最佳递送方案。具体路线的选择,需要结合目标细胞、疾病类型、治疗机制及安全性要求综合判断。
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 CAR-T 细胞疗法的重要应用领域,也是 in vivo CAR-T 临床开发的重点方向之一。
相关研究正在探索利用病毒载体或非病毒递送系统,将 CAR 编码载荷递送至体内 T 细胞,以期减少对传统体外细胞制造流程的依赖。
2025 年美国血液学会(ASH)年会公布了多项 in vivo CAR-T 相关研究进展,涉及工程化慢病毒载体、非病毒递送平台及不同疾病方向。2026 年发表的综述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整理,显示这一领域正从递送技术的可行性探索,逐步走向对临床转化能力和平台差异的系统评价。
不过,不同候选方案的研究阶段、递送机制和临床证据成熟度并不相同。对于仍处于早期研究阶段的项目,仍需通过后续临床试验进一步评价安全性、治疗活性和长期结局。
In Vivo CAR-T 的探索并不限于肿瘤治疗。2025 年发表于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(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, NEJM)的研究报告了利用脂质纳米颗粒在体内生成 CD19 CAR-T 细胞、治疗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初步人体结果。研究观察到 B 细胞清除和疾病活动度下降,且报告中未见重大毒性信号。
这一研究为 in vivo CAR-T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提供了早期人体证据,也体现出体内免疫细胞重编程在肿瘤以外疾病领域的潜在价值。[4]
但单项早期研究不能代替大规模、长期随访的临床证据。疗效能否持续、免疫系统恢复情况如何,以及不同患者群体的获益与风险,仍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明确。
综合当前研究进展,in vivo CAR-T 的临床开发仍需回答几个核心问题:
递送是否足够精准? 能否有效递送至目标细胞,同时控制非目标细胞摄取?
CAR 表达是否足够有效且可控? 表达强度和持续时间是否能够满足治疗需求?
体内生成的细胞是否具备功能? CAR 阳性率并不等同于有效的细胞毒性或持久的治疗活性。
治疗效果能否维持? 是否存在肿瘤复发、抗原逃逸或免疫细胞功能变化等问题?
安全性是否可控? 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(CRS)、脱靶效应、载体相关风险及其他免疫毒性。
因此,in vivo CAR-T 的发展不仅依赖递送技术本身的创新,也依赖对体内递送、免疫功能、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。
针对 in vivo CAR-T 研发中的不同研究需求,百奥赛图提供从肿瘤模型、免疫系统重建模型到靶点人源化模型的多层次研究支持。
hCD8-tLNP(hCD19 CAR)对B-hCD8/hCD19小鼠B细胞清除效果。第 1 天和第 4 天通过尾静脉注射包封 hCD19 CAR mRNA 的 hCD8-tLNP8。并分别于第 −1、2 和 5 天采集外周血,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B220⁺ B 细胞的比例。hCD8-tLNP(hCD19 CAR)处理后,外周血中 B220⁺ B 细胞的比例逐渐且显著下降,表明该策略在体内具有较强的 B 细胞清除能力。
EnC LNP 介导的in vivo CAR-T 疗法对 B 细胞的清除效果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模型(EAM 和 EAMG)的治疗疗效。(A) 外周血 B 细胞清除动态: 单次给予 EnC LNP(CAR)后,不同时间点外周血中 B 细胞占白细胞的比例(上图)及 B 细胞绝对计数(下图)的动态变化。(B) EAM(自身免疫性肌炎)模型药效评估: 治疗后小鼠的临床症状与功能恢复情况,包括一般肌无力评分(A)、四肢握力(B)、血浆肌酸激酶(CK)水平(C)以及肌肉收缩力(单收缩力与强直收缩力)。(C) EAMG(实验性重症肌无力)模型药效评估: 治疗后 EAMG 小鼠的一般肌无力评分(左上)、血清抗乙酰胆碱受体(anti-AChR)IgG 抗体水平(右上)、跑步运动耐受时间(左下)及肌肉收缩力(右下)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Mean ± SEM)表示。数据引用来源:专利 WO2026012294A1(SHENZHEN MAGICRNA BIOTECHNOLOGY CO., LTD.)

单次给药的慢病毒介导in vivo CAR-T疗法在携带B-Tg(CAG-Luc-EGFP)NALM6肿瘤的huPBMC-B-NDG MHCI/II小鼠中展现出强效抗肿瘤活性。(A)研究设计示意图。(B)治疗后第11天荷瘤小鼠的代表性IVIS成像图。(C)通过IVIS成像纵向监测肿瘤生长,以成像信号强度表示。(D)研究期间小鼠体重的变化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(n=6)。

在in vivo CAR-T治疗后第14天,对携带B-Tg(CAG-Luc-EGFP)NALM6肿瘤的huPBMC-B-NDG MHC I/II小鼠进行免疫细胞分析(A–D)及CAR表达分析(E–G)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(n=3)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,随后进行Dunnett多重比较检验,并以G1组为参照进行比较。**p<0.01,***p<0.001。
重复给药的tLNP-CD19 in vivo CAR-T疗法在huHSC重建的B-NDG hIL15荷B-Tg(CAG-Luc-EGFP)NALM6肿瘤小鼠中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。(A)研究设计示意图。(B)首次给药后3小时荷瘤小鼠的代表性IVIS成像图。(C)通过IVIS成像纵向监测肿瘤生长,以成像信号强度表示。(D)研究期间小鼠体重的变化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(n=1–5)。
在tLNP-CD19 in vivo CAR-T治疗后3小时,对携带B-Tg(CAG-Luc-EGFP)NALM6肿瘤的huHSC-B-NDG hIL15小鼠进行免疫细胞分析(A–D)及CAR表达分析(E–F)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(n=1或5)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,随后进行Dunnett多重比较检验,并以G1组为参照进行比较。*p<0.05,**p<0.01,****p<0.0001。
tLNP-CD19 in vivo CAR疗法在huHSC-B-NDGhIL15小鼠中的B细胞清除效果。单次给药的tLNP-CD19 in vivo CAR-T疗法可在huHSC-B-NDG hIL15小鼠中快速、短暂地清除B细胞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(n=4)。
围绕CAR-T及in vivo CAR-T的研发需求,百奥赛图建立了相应的体外与体内临床前评价能力。
抗体偶联LNP在BT-474细胞中的体外转染效率评估。将曲妥珠单抗和同型对照抗体分别偶联至包载GFP mRNA的LNP。随后,将纳米颗粒(mRNA浓度为0.15μg/μL)加入预先接种BT-474细胞的96孔板中。孵育72小时后采集图像。

LNP转染PBMC对B-Tg(Luc-EGFP)NALM6#5细胞的体外细胞毒性评估。(A)tLNP孵育24小时后,LNP介导的CD4⁺ T细胞及Th细胞的转染率。(B)PBMC与B-Tg(Luc-EGFP) NALM6#5细胞共培养后的细胞数量。数据以均值±标准误(SEM)表示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,随后进行Dunnett多重比较检验,并以G2组为参照进行比较。*p<0.05,**p<0.01,***p<0.001,****p<0.0001。

参考文献:
Gao P, Liu J, Ma J, et al. In vivo CAR-T cell therapy: latest updates from the 2025 ASH annual meeting. Journal of Hematology & Oncology. 2026;19:21.
Title of the Article. EBioMedicine, 2024, 106:105266. DOI:10.1016/j.ebiom.2024.105266
Bot A, Scharenberg A, Friedman K, et al. In vivo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(CAR)-T cell therapy.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. 2026;25:116–137.
Wang Q, Xiao ZX, Zheng X, et al. In Vivo CD19 CAR T-Cell Therapy for Refractory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.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. 2025;393:1542–1544.